这是我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依赖于规则秩序的洞见值得我们思考，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新制度经济学也同样应当给予我们启发。从经济学角度看，可行的办法是，加大对欺诈行为的事后惩罚力度，因为事前甄别的成本过高而往往难以实施。
不应过分强调改革的前提条件 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我国证券市场还不成熟，法制环境也不理想，核准制下尚且陆续出现了绿大地、胜景山河、万福生科等恶性欺诈成功发行的案例。当然，这仅仅是一个逻辑上的推理，却是一个事关紧要的推理，它关系到我们推行的注册制要对核准制作多大程度的调整，在某种层面上，也就是事关市场各方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的意义。我国的根本制度是有管理的市场经济，注册制改革需要服从基本的制度。所以，政府监管部门的行动同样存在不合理的可能，正如诺斯(1981年)所言：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当然，说到我国发行市场可能是一种独特的秩序，是一种外国经验也无法涵盖的秩序，并不是说它就是绝对的有序，更不能将之固化、僵化并神话。
我国注册制改革面对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加之股票市场刚刚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起大落，又给改革增添了一些不确定性。因为我们不可能等到法律制度、契约精神、法治观念等条件都具备了才推动注册制的改革，或者等注册制改革完成后才去发展和完善法律制度、契约精神、法治观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可能会面对昔日英国、美国遭遇的特里芬悖论（Triffin Dilemma），即短期国内经济利益与长期国际利益的冲突。
一个典型例子是前述IMF投票权改革，虽然改革方案早在2010年已经被提出，但该机构章程需要85%的赞成票才能通过，而美国一家就占有16.5%的投票权，因此该改革必须经过美国同意。目前，中国已与28家境外央行达成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同时它也难以监管，如果采用外行领导内行的做法，金融行为将很难被约束，国家资产也会遭遇损失。由于中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记录，经济地位日益巩固，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也日益受到各国重视。
目前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仍然属于试错的摸索阶段，不少金融政策和活动都招致了不必要的风险，例如中国对委内瑞拉的软贷款就因为原定石油换贷款计划无法落实、委内瑞拉自身经济恶化而难以回收，进而影响了两国进一步合作。长期以来我国实行较严格的资本管制政策，银行盈利模式较为单一，国家决策者在1997年和2008年两次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做出多项调整，这些因素有效减轻了我国经济受到的冲击。
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等21国于2014年10月在北京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2015年4月共筹集区域内、外意向创始成员57国，包括域外成员20国。这种体系外创新模式是基于体系内改革举步维艰的现状而产生的，但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现有金融体系主导者——部分发达国家的猜疑。东盟互换协议（ASA）即是区域金融合作的代表，在2000年5月的《清迈协议》后，东盟各国与中、日、韩三国签署了多项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在2009年生效的成员国特别提款权分配方案中，中国的特别提款权为69亿SDR（特别提款权单位），而美国则高达353亿，此外中国提款权也低于日、法、德、英等发达国家（均在100亿以上）。
面对新兴市场的金融需求，国际金融体系显得准备不足。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日本和欧洲）下降，而与黄金挂钩的美元无法保证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亚投行的细节谈判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国需要首先与盟友达成一致，在维护国家利益基础上确保亚投行章程制度能够让成员国满意，这将是对透明化的最好回应。在参与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各国共同改革游戏规则的同时，中国也需要在几方面格外谨慎，对国际金融活动的潜在风险保持清醒。
同时，由于各国实行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争相贬值以促进出口，导致国际金融环境整体恶化，各国经济衰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屡屡发生大规模罢工。这类改良方案既承认现有国际体系存在的问题，例如缺乏对金融从业者的有效监管，同时在国际层面邀请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金融治理。
然而因为党争和自身经济利益考虑，美国国会多次推迟或否决改革方案。目前，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挑战同时来自自身经验不足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话语权失衡，而这两者间有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中国致力于塑造更加公平的话语体系，就需要首先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向先进国家学习经验。
在考虑国际战略布局之前，中国首先应该设法解决这些问题，确保国内经济足以经受国际金融流动带来的冲击。这个模式同样适用于新成立的亚投行：亚洲各国的巨大金融需求使得几家银行间不存在事关生存的业务竞争，在具体项目上，各国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银行。现有金融体系由少数发达国家占据主导权，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然而关乎国家利益的谈判向来充满艰难险阻，既得利益集团掌握强大话语权，体系内改革并不顺利。种种迹象显示，各国正积极展开协调互动，以改良现行金融体系的缺陷。例如亚投行从确定意向、成立到试运营期间始终受到美、日等国以透明度为主要理由的质疑，同时部分鹰派人士认为此举是挑战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在IMF和世界银行之外另立门户。
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呼应，中国还将继续发展上合组织成员间的金融往来，争取早日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国需要团结诉求一致的国家，以国际组织或者多边联合体的形式面对质疑，逐步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在对外经济战略上，中国已经提出一带一路的宏观规划，上述的两方面努力都将服务于这一宏观目标，为中国企业开展国际金融活动创造有利条件。这最终导致了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重新采用浮动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也随之解体。
第一，中国需要处理中国自身、中国建立金融机构与现有金融体系的共存问题。同时，亚投行也通过专门的国际机构从世界各国吸纳人才。
由于既得利益集团与国家的阻力，这些改革方案往往进展缓慢。其次是本质的、对以往金融活动缺乏监管深层原因的反思，它要求国际金融体系重新分配各国、各利益集团的话语权。《金融时报》一篇社评不无嘲讽意味地指出，中国应了解世界银行、IMF与ADB等机构将贷款绑定附加条款是不无道理的。金融领域的特点在于它是少数人操纵的、不可观测的行为（Unobservable Behavior），相关知识高度专业化，不少争取利益的做法必须在具体实践中掌握。
虽然ADB的资本不及世界银行，但如果它加入世界银行并成为其亚洲支行，其法定资本规模又显得太大。事实上，这些中国主导建立的金融机构非常重视公开透明，例如亚投行的指导方针即为专业、透明、环保（Lean, Clean, Green），由专业的理事会、董事会和总部构成，其运营远非由中国一家独大或暗箱操作。
面对经验不足的困难，中国政府、企业都应及时采取措施，吸纳相关人才，同时向先进国家学习经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在内的金砖国家共同倡导的国际机构，其成员国是分布在世界各大洲的发展中大国，国家利益与诉求区别较大，主要因为美国高盛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于2001年提出的金砖国家概念而被联系到一起。
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政府也应时刻考虑国内经济的承受能力，慎重推进资本领域市场化。另外，现有金融体系也难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融资需要，单以亚洲国家为例，为了维持现有经济增长率，亚洲各国在2010至2020年间需要8万亿（年均8千亿）美元的投资，而包括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ADB）在内的主流金融机构只能每年提供2百亿美元贷款。
对于具体企业而言，相对陌生的国际资本市场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部分西方国家视中国改革现有金融体系的呼声为威胁。同时，由于国际体系缺乏稳定一致的汇率政策，发展中国家被迫与部分发达国家货币挂钩，而此类汇率制度在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动中往往面临风险。2012年，中国与南非达成以人民币结算双边贸易的协议。
亚投行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期认缴500亿美元。对于上合组织内的能源出口国，区域内银行也是平抑价格波动风险的工具。
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有经济上的天然互补性，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投资和贸易在新世纪以来也显著提升，各国都有使用区域内货币为结算货币、降低交易成本的现实需求。现有体系外的新机构首先是对现有机构功能上的补充，同时也与现有机构形成良性竞争，更好地向各个国家、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2008年7月，中国银行三定方案增设汇率司，负责根据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此外作为国际金融领域的新来者，中国也需要对初涉国际资本市场的本国企业、银行给予适当保险措施。
